2009年10月20日晚，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使馆共同举办了与柏林国际台听众代表见面会。在此期间，听众代表们向吴红波大使提出了不少自己关心的问题，均得到了详细的解答。现将问答实录如下：

　　问：国际台的德语部非常活跃，我们作为德语部的听众获益良多。国际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广播的机构。它是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文化政策的组成部分吗？

　　吴大使：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据我所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是世界上拥有语种最多的广播电台。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文化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和谐的世界，各个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能够平等相待、和平共处。那么中国将来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有的朋友认为，中国发展很快，经济越来越强，那么大家很关心中国要走什么道路。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我们中国走的是和平、合作、发展的道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过去，一些发达国家，它们的发展道路是有明显特点的，可以说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当年的领土扩张，没有对殖民地的掠夺，没有来自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现代化。所以中国的外交政策申明，这样的历史绝不能重复，这样的道路绝不能重走。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丰富多彩，既有介绍中国外交政策的，也有介绍中国文化的节目。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在德国以及其它发达国家听到的中国声音太少。我希望世界各国人民也听听我们的声音，听听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的声音。所以我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文化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的目标就是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和谐世界。

　　问：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政体类似，但为什么这种政体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没有像在中国这么成功呢？

　　吴大使：这个问题有点挑战性，但我会尽我所知回答这个问题。在欧洲包括德国，人们往往把中国与前苏联、前东欧国家统统归为一类，就是共产主义国家，或者叫社会主义国家。1989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但中国没有变，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确实令很多人感兴趣。简单一句话，中国找到了发展自己国家的道路。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德国《基本法》颁布60周年，两国的学者都在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中国过去的60年可以分为两部分，即两个30年。前30年有两件事让我们汲取了沉痛的教训，一是盲目地学习前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经验，结果证明是不成功的。举个例子，当年前苏联在二战之后人口减少很多，所以多生孩子的母亲被誉为“英雄母亲”。我们在1949年的时候，虽然经过战争，人口损失也很多，但我们毕竟还有4亿人口，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所以当时中国也鼓励多生孩子，这就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第二就是我们觉得学习前苏联、东欧的路子走不通，就摸索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于是就有了你们都知道的文化大革命。我想，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大家很清楚，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这个试验继续搞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1978年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要走中国自己的路，要摸索出发展自己国家的有效道路，这就是改革开放。

　　我们认为一个政权、一个政府能不能生存、发展下去，最起码有三个条件： 第一，要看这个政权是不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第二，要看这个政权是不是能给人民带来实惠；第三，要看这个政权所实行的社会制度符不符合本国的具体条件。

　　第一个条件，能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这点从去年的奥运会和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国庆游行可以看出来，广大中国人民是拥护现在的政府的；第二，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制度给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有个外国记者说，北京的私家车多到政府必须对它限号行驶的程度。这对几十年前买一辆自行车都是全家头等大事的中国人民来讲，是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所实行的社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在短短的60年的时间里走过欧洲国家200年走的道路。因此，我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和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划等号，也不能和你们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观点划等号。

　　如果看一下人类发展的历史，从未有过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同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历史事件，这一人数等于甚至超过现在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不理解、不清楚是完全正常的，因为中国在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和试验，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词典中是找不到案例的。

听众代表雷曼先生向吴大使赠送纪念品。

　　问：大使先生，我今年4、5月份刚刚去中国旅游，期间有很多有意思的经历，它们改变了我以往对中国的偏见。我过去以为中国人都很严肃，但是我发现，中国人无论在机场、饭店、餐厅都很开朗，很活跃；我还吃惊地发现中国人在努力地搞绿化，在公路旁，在街心，还有上海高架桥周围都有很多绿化。但我有一个困扰，就是我发现，在中国很难看到《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街边很难买到，后来我在饭店、机场买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份很好的报纸，我也认真地读了它。中国能不能想些办法让外国游客更便利地读到这份报纸？

　　吴大使：你刚才讲得非常好，非常感谢你谈了访华感受。中国人其实是很幽默的，而且中国人很愿意争论。有人讲，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是美国人，而更大声喧哗的就是中国人啦。我想，你有这个印象，可能是因为语言的缘故让你接触到的中国人不太爱说话。你讲到绿化问题呢，这对中国来讲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们从80年代开始实行全国范围内的种树。每年春季我们都要种树。有一年我是4月1日去种树的，虽然这天是愚人节，但我们种的都是真树。与德国相比，我们的森林覆盖率还比较低，我们现在是18%。我们争取在1至2年后能达到20%。增加2个百分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大约2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德国领土的三分之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在做。关于你看不到《中国日报》，我会转告该报。我先告诉它一个坏消息，游客看不到你们的报纸；再告诉它个好消息，游客强烈呼吁把报纸送到外国游客去的每一个地方。

　　问：请问大使对德联邦大选后的政府更迭，特别是德新任外长有何看法？如何评价大选后的中德关系？

　　吴大使：我是8月20日来柏林的，正好是德联邦大选之前。9月27日你们去投票，我也去投票站看了看。我为什么要去呢，一个是我曾在菲律宾担任过中国大使，我想比较一下菲律宾的投票选举制度和德国的有什么不同；第二个是我想看看投票率有多少。那天上午投票的人很少，但是一个志愿者告诉我，预计投票率在70%到80%之间，后来结果证明他是对的。

　　对德国政府的更迭我们表示关注。我为什么关注呢？就是因为我关注今后中德关系的发展走向。因为中德双边关系对两国人民太重要了。戴姆勒公司代表跟我说，现在每年在中国出售的S系列奔驰轿车数量已经超过了德国。拜耳公司代表也讲，他们要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预计将来中国市场将成为它在海外的最大市场。来自德国的投资和技术对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我们也在关注德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对亚洲政策。

　　你们已经注意到，德联邦新政府成立之前，第一个到访德国柏林的就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先生。中国国家副主席会见了贵国联邦总统和再次当选、刚刚被任命的默克尔总理以及当时还不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韦斯特维勒，他是以自民党主席的身份见的习副主席。令人感到鼓舞的是，贵国领导人均重申了德中关系的重要性，并表示愿意在新一届联邦政府内进一步推动德中友好合作关系。中方也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交流的具体建议：中国政府将在今后3年邀请600名德国中学生到中国参加夏令营活动；中国政府将为200名德国教师和学生提供奖学金；今年是中德建交37周年，我们建议两国建交40周年时，在德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总的来讲，我的印象是，进一步发展中德两国关系是两国人民和有关政党的共识，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不排除今后中德关系还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我坚信，有两国人民包括在座各位的热情支持，中德关系一定会继续向前发展，这点我有信心。